2017年6月2日下午，广州复大肿瘤医院迎来两位医学名家，一位是著名肿瘤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，另一位是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、中国民营医院发展联盟主席殷大奎。他们的到来，为复大的医护人员奉上了一场思想盛宴。

在《洋为中用 能否超越——质疑是超越的前提》主题演讲中，汤钊猷院士以“质疑”为关键词，阐述了“中国式控癌”的理念和对策。汤钊猷院士指出：“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于西方，在很多方面仍然是'洋为中用'。但中华民族不能长期安于'老二'地位。为此，洋为中用，能否超越，如何超越，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。”

“质疑”是超越的前提

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对临床医学而言，“提高疗效就是硬道理”。提高疗效要靠硬件(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)和软件(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)，而“质疑”和“实践”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，“质疑”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元素，是超越的关键所在。“实践”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质疑是否正确。

汤钊猷院士表示，对西方医学，既要学习，又要质疑，洋为中用，才可能赶超世界水平。“质疑不是否定一切，而是一分为二看问题;质疑是补台，不是拆台；质疑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疗效。”

“质疑与实践”还要结合国情，才可能发展有中国特色的、提高疗效的办法。在学习西方的同时，不要忘记我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，要洋为中用，中西结合。例如西医治癌主要看肿瘤，而中医则主要看癌症病人；西医注重微观和局部，中医注重宏观和整体；西医注重消灭肿瘤，中医注重调整机体……“其实都不够全面，如果结合起来不是更好吗？”汤钊猷说。

肝癌生存率的提高源于“质疑”

肝癌，这个“癌王”似乎格外青睐中国人——全球因肝癌死亡的人有一半在中国。“走进来，抬出去”，是多年以前中国肝癌病人的写照。由于发现得太晚，许多肝癌病人短则几周、长则几个月就死亡了，被抬进太平间。那时，肝癌的5年生存率不到3%。

如何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？汤院士为此做了40多年的不懈努力，他在中国最早开展普查肝癌，提出“小肝癌”、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。最近十年，我国的肝癌5年生存率提高到44%，肝癌从不治之症变成了部分可治之症。截至2012年，汤院士所在的医院有2613位肝癌患者生存五年以上。

汤院士介绍说，他们有幸获得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其中“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”，使肝癌由“不治”变为“部分可治”，这是质疑一系列传统肝癌理念加上十几年临床实践的结果。

另一个一等奖“高转移肝癌模型系统”，是质疑和补充传统“种子与土壤学说”的结果。“种子与土壤学说”认为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，那么反过来想，不同的土壤能不能影响种子的性能？质疑与思考产生了3项新的技术，“高转移肝癌模型系统”在全球有近200个研究机构应用。

质疑“杀癌疗法”

百余年来，西医治癌(包括手术、放疗、化疗以及新兴的分子靶点导向治疗等)均旨在消灭肿瘤，但这样的抗癌战略至今未能彻底取胜。

汤院士说：“我们目前进行的'消灭肿瘤疗法促残癌转移及其干预'研究，同样源于质疑，质疑'斩尽杀绝'战略。质疑不是否定一切，而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，既肯定'消灭'的作用，又要找到弥补杀癌负面问题的办法。

迄今，手术、放疗和化疗依然是癌症治疗的三大支柱，虽然在技术、设备和方法上都有许多改进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些治疗均是沿用“消灭”策略。汤院士指出，“消灭”策略是把双刃剑，在杀癌的同时，还带来副作用甚至反作用。许多研究证实，几乎所有的“消灭”手段均可通过缺氧、炎症和免疫抑制，使残癌更凶残，促进残癌转移和发展。这是当前抗癌战所存在的突出问题。

正因此，汤院士倡导“中国式控癌”，提出“消灭”与“改造”并举。“改造”包含两个方面——一是对机体的改造，主要是提高机体抵抗力，以便更有效地发挥自身力量对付残癌；二是对残癌的改造，使之“改邪归正”。

“中国式控癌”观，体现了学习西方与超越西方相结合，西方医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，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相结合，以及西方思维与东方哲学思维相结合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“出奇制胜”抗癌战略。

“肿瘤精准治疗”精准吗?

汤院士说，“精准治疗”是近年来医学界的一个热词，精准医疗的概念对病人和支持肿瘤研究的机构很有吸引力。然而，癌症不是一种疾病，而是多种疾病，不同的病人病情各异。此外，癌症是一个移动的靶，这意味着精准医疗受到限制。

正如2016年《自然》杂志一篇文章所说：“精准策略没有给大多数肿瘤病人带来好处”，“肿瘤的精准治疗仅仅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”。“最好的结果是，在一小部分病人中看到短暂的病情缓解。而绝对会发生的，则是副作用和昂贵的治疗费用”。

另一篇发表在同期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文章指出：“只有3-13%的病人能够找到'精准'的药物。即使用上了配对的药物，也只有一小部分(30%)病人有疗效”。因此，对于“精准医疗”，既要学习，也要质疑(即不能盲从)。